真理与宽容
在真理与谬误之间，谁都会选择真理，至少在意愿上或者口头上是如此。那么在宽容与苛刻之间呢？人们多半会回避“苛刻”这个坏字眼，但未必情愿选择宽容，实行宽容就更难了。许多人一定认为，真假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须臾疏忽；而宽容与否则仅仅是方法问题，不宽容或许不好，却未必是罪过。如此说来，求真就比宽容具有更高的价值了，在世人眼中大概就是这样。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恰恰相反：宽容或许具有更高的价值！
真理之暴虐
真理大概是人类最被敬畏的东西，似乎没有人敢非议它。不过，还是有两件事对它不利。其一是，真理通常藏而不露，有几个人识得？对于面目陌生的真理，如何去表达敬畏呢？其二是，真理应当为人类谋福祉，但某些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却往往表现不佳，留下的记录恶劣，乃至人们怀疑它们的真实面貌。
关注的重点是“表现不佳”的真理。它们是否为“坏真理”这件事并不重要，况且也难以定论，不妨就当做“疑似真理”好了。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的表现完全谈得上暴虐！真理而暴虐，岂不是真正的世间奇观？就来看一些事例。
教皇无谬——这也算一条真理？可不要发笑！在中世纪，欧洲人曾经十分虔诚地对待这一真理，就如同中国人对待“领袖英明”这样的真理一样，谁敢有半点怀疑？仅仅口里说说，唱唱赞歌，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君临天下——至少是君临基督徒——的教皇并不闲着，他对勤勉地运用其权力有巨大的兴趣，世界上的权力哪能离开利益？要求教皇在用权时百无一失更没希望。但教皇无谬啊，其所作为当然也应被视为无谬。世事就是这样：恰恰是那种绝对不容非议的东西最专横、最肆无忌惮、最祸害众生，这还不是暴虐？普遍发行“赎罪券”敛财、批准对学者布鲁诺的火刑、禁闭伽利略等等，可能还不是教皇行为的最坏记录，但也足以证明“教皇无谬”的暴虐了。
君王圣明——不知韩愈何故头脑发热，说出“臣罪当诛君王圣明”这种无厘头的话来，致使“君王圣明”从此成了定论，也就是真理！我宁可认为，“君王圣明”是天朝一贯古今的普遍共识，即使韩愈不说，总有别的人出来说。但这一“真理”之暴虐就非同小可了，真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君王如同常人一样肉体凡胎，哪能真的时时圣明？哪能不干一些荒谬之事？但他圣明啊，批评他的人岂不如同触怒了天帝？运气稍差一点的人就没命了，那种暴虐岂不举世皆知，只是不肯说成暴虐，而一概颂为“皇恩浩荡”了！
一句顶一万句——见过现代的真理之后，上面那些真理就不足道矣！在现代真理中，流传最广、最通俗、最好用的，就算“一句顶一万句”了。据说这一真理的发现者是林彪。也不要因人废言，此话即使林彪不说，其他人也是高度认同的。最重要的是，其真理性已由政治现实所确认。如果某一句话比所有其他的话都更顶用、更强势、更压倒一切，岂不是“顶一万句”？就说“顶十万句”亦未尝不可！只是，其后果不免太惨烈。例如，“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句，让多少知识人遭了灭顶之灾！
宽容之稀有
“宽容”必然具有的那些好脾气，“真理”哪有？否则，真理就不可能暴虐了。但世间毕竟好脾气少、坏脾气多，因此，宽容必定不是常见之物。既然如此，何以“宽容”二字如此频繁地出现于文章中呢？这倒没什么奇怪，那不过是人们盼宽容心切罢了。不要以为说得多的东西一定多见；“大公无私”就说得够多，你见过大公无私吗？
作为一种德行，“宽容”似乎并不特别高大上，并没有什么“舍命奉天下”的豪迈气概。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宽容”很容易做到、不值一提，那就不然了。“宽容”是这样的德行：说说很容易，而实行起来却至难。真正的宽容举世难寻，而不宽容的事例则可随手拈来。例如，大清之待汉人、孙中山之待陈炯明、蒋介石之待张学良、伟大领袖之待读书人、元老之待胡耀邦等等，宽容了吗？
读中国史籍，你不能不掩卷长叹：“宽容”难寻啊！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人们何以偏于不宽容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于对“宽容”之理由的分析。为什么要宽容？既然宽容是稀有之事，而不宽容是常态，就不妨将上述问题替换成另一问题：为什么不宽容呢？将其理由区分为“实际理由”与“名义理由”，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实际理由——也就是不宽容者心中盘算的理由，通常秘而不宣。不宽容者要么出于厌恶，要么出于利益上的计算：唯有不宽容对手，彻底排除之，才得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厌恶与利益考虑只能解释不宽容的倾向，并不能解释何以一定不宽容。对于有理由不宽容的人，也可以选择放过他。而现实中愿意放过对手的人很少，这就涉及“不宽容的”文化；更一般地，涉及不宽容的人性。可以说，人类绝不是什么倾向于宽容的动物；像人这样在内斗中置对手于死地的做法，在动物中也不十分普遍。你不难注意到，动物在角斗中通常不致对手于死地。而人类呢？就不必说了。
名义理由——如果说实际理由有点粗鄙，那么名义理由就堂皇多了，不这样也不足以维护不宽容者的形象。名义理由可以多种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于一条：坚持原则！正是这一理由，既能达到实际目的，同时又可以赢得“执着”的好名声，甚至给人以“大义凛然”的高大形象，何乐而不为？原则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解释，其核心是道义上的正当性；而道义又基于是非分明；是非的判定则仰赖于某种真理。这样一来，宽容与真理就联系起来了：真理在手者，不能宽容违背真理者，这是大是大非啊。文革批斗会上的流行语是：批倒批臭，再踏上千万只脚！够不宽容了吧？但维护了真理啊。
不宽容有了强大的实际理由，宽容岂能不稀少！有了如此堂皇的名义理由，不宽容岂能不光明正大！
异见之价值
尽管宽容稀少，而不宽容到处大行其道，而且似乎有真理支撑而颇获好评。不过世态也在变化中，随着文明的增进，宽容也越来越受欢迎，而不宽容则受到更多质疑。这一变化或许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它将关系到文明的水平则是肯定无疑的。
此处，就不能不说到宽容的文明价值了。就个人而言，宽容能够体现胸怀、修养、人道等等。但对于社会而言，宽容的价值就宏大、深远得多。为认识宽容的社会价值，不能不说到宽容的对象，这就是宽容什么的问题。
宽容的对象包括人和事。对人的宽容最终基于对事的宽容。为什么要宽容梁漱溟？因为梁漱溟的主张、作为、风格等等值得宽容；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另一个人身上，也应同样得到宽容，除非被成见蒙蔽。这样一来，就不妨将宽容的对象仅限于事。天下之事多矣，最需要而又往往最难被宽容的，多半是特异之人的异见、异行。不妨只考虑异见；异行的情况是类似的。因此不妨说：
真正需要考虑的宽容对象是异见！
这就凸显了宽容的实质：
宽容实质上就是对异见的容忍，而不宽容就是对异见的排斥。
如果将宽容与文明联系起来，那么，人类从文明史中获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
宽容是文明的尺度：愈宽容的社会愈文明！
这一结论的逻辑推论显然是：
对异见的容纳是文明的尺度：愈容纳异见的社会愈文明！
这就是涉及宽容的主要结论，他们联结成一个逻辑链条，你可以不接受这些结论；但只要接受其中之一，就不能不接受所有这些结论。
仍然剩下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要容纳异见？考虑到异见形形色色，其中不少还形象粗鄙、口碑不佳，就更让人心存疑虑了。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妨提示一个生物学的事实。在北极圈内的某地，建立了一个种子库，其中收藏了学者们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物种的种子，并非择优而存、淘汰劣者。在生态学家的眼中，根本就没有劣者，每一物种皆有其独特价值，因此都值得收藏。
在生物学中已被广泛接受的这一条原则，为什么到了社会生活中就备受质疑呢？因为人们对于社会事物情绪化因素太多、成见太多，无保留地接受的困难就大了。异见实际上如同种子一样，都是应当存留备用的。你有什么理由绝对肯定：今天的某条异见，不会是明天某个天才学说的萌芽呢？这样的事或许罕见，但即使是百里挑一，就有足够理由容纳所有异见了！
宽容至上
在一个从来缺乏宽容的社会中提倡宽容，既难以被人理解，也颇具风险：“主张宽容者”将不会被社会宽容！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惮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社会需要宽容，而且宽容最终将高于所有其他文明价值！
这就意味着，在我的社会理想中，宽容将具有至上价值。
这样的结论，似乎有点背离常理。你想必在一旁不以为然的等待着：看你如何说服肯定多得不可胜数的反对者。我根本不打算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去与反对者辩论；这恰恰是一个无需引经据典的地方。我的理由很简单，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前面的分析之中了。
其所以宽容至上，是因为在所有文明行为中，宽容的付出最小，而收获最大。如果使用更富有经济学色彩的现代表达就是：
宽容是成本最小而效益最大的人类行为模式。
下面就得分别考察一下宽容的成本效益了。
成本——宽容得支付两种成本：宽容者所支付的成本与社会在无形中支付的成本。前者包括克服内心很可能存在的不情愿、放弃不宽容所有的那种复仇快感、接纳被宽容者的开销、忍受反对者的指斥与嘲讽等等。社会成本包括宽容对于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社会前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或许有被宽容者继续危害社会的风险。
这些成本不见得都微不足道；但对于那种深思熟虑的宽容，上述成本必定保持在宽容者与社会都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则，这种宽容一开始就被放弃了。与其他处置方法——例如疏离、面斥、惩办等——比较，宽容的成本一般是最低的。那些特别大度、宽容已经成为一种风格的人，根本不会感觉到宽容支付了什么成本。
效益——宽容者的个人效益是很直接的：摆脱了那些不愉快的负面感受，结束了前景难测的对峙状态，缩小了对立面，免去了维持对抗需付出的代价等等。这种效益通常能立竿见影，让你品尝到宽容的回报，但这种回报多半只是短时的，作用十分有限。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效益。后者比较模糊而且未必能及时体现，但它影响深远，是真正值得期待的效益。其中的一些比较容易显现，例如缓和社会矛盾、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解、减少实现某些社会目标的阻力……。
但还有一些社会效益几乎难以觉察，或许意义更加深远。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对社会心态的潜移默化的改造；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确立那些积极的人道价值观，从而根本提升社会的文明水平。这种社会进步远非一蹴而就，但必定是持宽容信仰的人士——包括开明的政治家与学者——的始终不渝的理想。如果能认识到这种效益，还说宽容之效益不大，就是浅薄之见了。
正基于这些理由，我才坚决主张将宽容列入最高等级的价值观。
值得庆幸的是，世界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人物，正是奉行宽容的典范；或者反过来说，拒绝宽容者不可能是真正伟大的人物！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创立了世界性宗教的耶稣与默罕默德；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华盛顿与列宁。他们的宽容与不宽容判若云泥，而其建树也形同霄壤，是谁更伟大？是耶稣与华盛顿，还是默罕默德与列宁？你不认为这在今天已经明如白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