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治天下

相传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无论是褒是贬,都引发后人思考:真的能够以一本书治天下吗?回答似乎是肯定的:在伊斯兰世界,不是有人仅以《可兰经》“治天下”吗?另一方面,回答似乎又是否定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实例足以证明,仅仅凭一本书——即使是普世崇尚的《圣经》——能治理好一个国家!是否可能“一本书治天下”,看来就只能证诸史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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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治天下

既然已经有人相信论语治天下,不妨就从这里说起。

如果是在古代,在士人中发下“论语能否治天下”的问卷,那么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回答“能”!谁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与其说是皇帝老儿有天下,还不如说是儒家有天下!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哪朝哪代不是依靠儒经、儒学、儒者治天下?而《论语》正是儒经之首,岂不就是《论语》在治天下?

且看《论语》支配历代王朝到什么程度:皇帝爷几乎自幼就诵读《论语》;在所有朝堂论政中,大臣们主要引证的是《论语》;几乎所有官方文告都以《论语》为其立论依据;朝廷在训示百官时主要援引《论语》;科举考试之命题大多不离《论语》;教育体系中的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主要也关联着《论语》;与域外番邦的往来多半也离不开《论语》……。如果你不笃信《论语》、不熟读《论语》、不透悟《论语》,在古代王朝的政治体系中,哪能有立足之余地?

如此说来,“论语治天下”岂不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铁案?

但我要告诉你的恰恰是:论语根本治不了天下!

首先是,从未仅仅靠论语达到良治。无论朝堂上儒家高调如何弘扬,也无论普天之下诵读《论语》之声如何响彻云霄,现实政治中违背孔孟之教的行为仍然畅通无阻。皇帝本人仍然我行我素,绝不在意圣人之教,更不在意儒家规范的君道;官员们普遍蝇营狗苟、贪腐公行,将熟读的一肚子诗书抛却九霄云外!无论《论语》宣扬的君臣大义如何妇幼皆知,仍然是乱臣贼子、反叛谋篡无代无之……。这一切昭示了:《论语》管不住天下人的恶德败行,驱动恶德败行的是一种比《论语》更强大的东西:私欲。

其次,除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生之外,并没有人真正相信《论语》足以治天下;皇帝与百官尤其不会相信。历代的朝堂辩论,例如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之辩”、宋代的“和战之辩”,或许面子上多少唱一点儒家高调,但真正管用的却是实际得多的理由。为了决策之需要,君臣们手中都不能不同时备有多件利器,它们“杂王霸之学”。这就需要治国者具有更广泛的知识,仅仅读一本《论语》哪够?

可兰经治天下

“一本书治天下”这种治国格言,似乎是华夏独有的传统。其实不然,试图依靠“一本书治天下”者,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少见,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可兰经治天下”。

《可兰经》的历史深度既不及《论语》,也不及西方的《圣经》,但它一面世就爆发出的那种狂暴力量,却远远超过了《论语》与《圣经》,几乎是无坚不摧、横扫天下!伊斯兰教教主默罕默德及其继承者,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既创立了伊斯兰教这一世界性宗教,而且在现今的中东地区开疆辟土,建立起宏大的阿拉伯帝国。不能不说,这是世界创教史上的真正奇迹!

以《可兰经》立国的“哈里发帝国”,辉煌了数百年之后逐渐衰败,但还是断断续续地几乎维持到近代。即使它最终分裂为一系列伊斯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仍然奉《可兰经》为唯一治国宝典。因此,“可兰经治天下”是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共识,即使在今天,似乎也没有穆斯林公然反对。尤其自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以来,“可兰经治天下”这种主张,又有普遍漫延之势;以“伊斯兰教法”取代带有西方色彩的现代律法,在伊斯兰国家广泛流行。

问题是,“可兰经治国”成功吗?

全世界的阿訇们会坚定地回答:完全成功!最佳样板就是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霍梅尼刚一上台,就主持了延续十年的两伊战争,即使血流成河,都没有伊斯兰战士退缩,这种狂暴力量能不让全世界震撼!40年来,伊朗几乎挑战全世界,直至民穷财尽,但其内部依然稳定如故,没有公开的反对派,没有异端的干扰。这种似乎坚如磐石的统治,岂不让全世界的专制统治者羡慕异常!

另一方面,几乎整个文明世界都坚定宣布:“可兰经治国”完全失败!其典型例子也是伊朗,或许还包括苏丹、也门等极端伊斯兰国家。伊朗虽然至今没有崩塌,但暴虐的伊斯兰统治已恶名远布。伊朗公然挑战现代文明,鼓吹由《可兰经》支撑“圣战”,煽动全世界的恐怖势力,让恐怖活动肆虐全球,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公害之一。恐怖活动的策源地伊朗本土,也民不聊生,民怨鼎沸。这种局面还不算失败,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失败国家了。

民约论治天下?

在当今世界,并没有什么“圣经治天下”之说,也没有人认为《圣经》治得了天下。这样一来,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性竞争中,基督教文明——亦即西方文明——似乎就败下一局。另一方面,如世人所公认的,西方世界的治理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样板。那么,这种治理是否有什么宝典支撑呢?

要举出这样一本书来,大概不可能。不过,若说在西方的治理中书不起作用,也不是事实。只是,起作用的并非哪一本书,而是一系列的书,它们首先出自那些“先知先觉”的启蒙思想家之手,其中贡献了不少治国利器,最强大、最核心的一件就是契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今日之西方世界,就是依靠契约治天下。可惜,似乎挑不出一本专论契约的最权威的书,这就使得“一本书治天下”的坚定信徒不免深感遗憾。大体上接近于上述要求的书,或许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人简称为《民约论》——可算一本。但该书并没有众星捧月般地被尊为“治国宝典”,我岂敢公然说出“民约论治天下”这种话来?说不出哪本书治天下,在中国是很严重的事情,而在西方却不算一回事。不将“治天下”这样宏大的事情寄望于某一本书,正是西方文明的高明之处,这种取向恰恰符合契约精神。

为什么“契约”是西方治理的要旨呢?详细说来,关涉到整个西方政治史,远远超出此处的话题;简而言之,则不妨归纳出如下几点。

首先,已成为西方社会坚实基础的市场经济,完全立足于契约的基础之上,这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不必多说。如果没有了契约以及维持契约的信心,市场将会在瞬间崩溃!现代史上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恰恰是对契约的信心动摇的结果。在这类危机出现之际,中国人多半习惯性地想到阴谋论,不太可能联想到契约问题。

其次,尽管中国人坚定地信仰“政治出于权谋”,但实际上,现代政治中的种种设计与构架:议会、法律、司法等等,无不依赖于契约;离开契约及对契约的信任,民主政治会在一天之内崩溃!

道德基于良心!并不全错。但别忘了,道德更依赖于契约!现代道德的核心就是诚信,而诚信首先就表现为始终不渝地遵守契约。

鉴于此,就不能低估《民约论》的价值了。但说它足以治天下,则不免过甚其辞。

红宝书治天下

就个人建树而言,能有自己的一本书成为治国宝典,当然是一种无上的成就。今天不少人相信,就是当今圣上,就孜孜乎抱有这一雄心!但古往今来,真有这样的伟大成功者吗?在全世界都普遍认为,孔夫子与回教教主默罕默德,就正是这样的大成功者。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了:无论“论语治天下”还是“可兰经治天下”,都并非真正成功。这样,寻找成功的治国宝典这一使命,就遇到了似乎难以克服的严峻挑战。幸而,东方的天际还有一宝典在闪闪发光,它就是整整鼓舞了一代中国人的红宝书!

真的,红宝书成了唯一的光辉范例!中国领袖以“红宝书治天下”而一举成名,在当今世界再没有可与伦比的了。

“红宝书治天下”的那种光辉景象,迄今不过一代人之久,今天肯定还有不少人记忆犹新,那可真是史无前例啊。在那个年代,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情、哪一个场合能够离开红宝书!每天上下班各有一个仪式:早请示晚汇报,需要红宝书;出席任何会议,需要手握红宝书,“御前大臣”林彪、周恩来尤其堪为榜样;政治辩论的双方都需要红宝书,没有红宝书者一开头就败阵了;文革受难者需要红宝书,手中没有红宝书肯定罪加一等;学术研究需要红宝书,在论文之前没有引用某条语录,那会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恋爱结婚也少不了红宝书,否则好事难成……。红宝书也并非仅仅管朝廷、管官员、管大政方针而已,它统管一切!那时候的流行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红宝书的全面专政!

红宝书统制天下到了这种地步,还去考虑什么“红宝书治天下”的问题,就显得有点多此一举了。与其说是“红宝书治天下”,还不如说是“红宝书治理一切”,既包括天下,也包括天上人间、古今中外。这种宏图伟业,真正是“德配天地”了

书不足以治天下

“一本书治天下”这种宏图伟业,会激励多少天下人去著书立说,以激扬文字去统御天下人、驱策天下人!这种“为天下师”的甜梦,岂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且慢!当你雄心勃勃、意气风发,梦想着“为天下师”的辉煌前程之际,最应当做的就是:用一大盆冷水朝你头上泼去,醒醒吧!我绝不是看轻你,并不说你干不了大事;但我敢肯定,你干不了“为天下师”这种事!你会说,正是本文明明告诉你:孔夫子、默罕默德等人,都推出了治天下的宝典。可不要误读,我不是明说了:这些宝典最终都不足以治天下吗?

我要进而强调:不仅是已提到的那些书不足以治天下,任何书都不足以治天下!这样岂不断了天下著书人最伟大的梦想?

其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理由,分别涉及天下与书。

难言治天下——有人或许觉得“治国理政”不过如此!别听这种昏话。治国的奥秘已被古今中外智者探讨几千年了,无论柏拉图、李世民、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福山,最终都不得要领。不是这些人才智不够,而是“治国”这件事太复杂、太宏伟,没有人能窥透其全部奥秘。纵观历史,你会看到:国家在顺境中就是被一些平庸之辈照管着,依然国泰民安,也无论治国者手持何书;在逆境下,就是经天纬地之才也无力回天。国家就是一匹捉摸不定、难以驾驭的马,任何人都不可轻言能驾驭它,哪能仅凭一本书就足以治天下!

难以评说书——书既可能造福世界,也可能欺世盗名、贻误世人!这两可之间,机缘万端,妙不可言,岂易评说?如果秦朝不是二世而亡,《韩非子》未必不成治国宝典,高踞《论语》之上;如果希特勒不轻启战端,自取灭亡,谁能断言《我的奋斗》不会是德国人的圣经?人们只是看到书创造了奇迹,而没有注意到真正创造奇迹的是时势;没有时势之助,任何煌煌大著只能被束之高阁,甚至被踩于足下。对任何书,尤其是君临天下者的书,都不能给予太高的评价,环绕于它的那道神圣光环,多半是权力为自身需要而精心营造的。

除了这种一般性的理由之外,具体的理由更能促人清醒:国事千头万绪,一本书怎么可能概括无遗?指望到一本书中去找治国秘方,实在是天下最荒唐的事情!古代人阅历有限,相信这种奇谈尚可理解,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也陷入这种迷误,就真正愚不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