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致胜
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为何恰有今天所呈现的面貌?一个不无合理性的比喻似能说明问题:一个人所具有的面貌,乃是其长期发育的结果;同样,一个社会的面貌,无非是社会发育史之结局的展现。
人的发育离不开成长的积累;至于社会的发育离不开文明的积累,本质上是渐进而非跳跃的,却远未进入人们的常识。
物质的积累
如果曾国藩的后人领你参观他家的祖居,他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告诉你,其中哪些是他父辈、祖辈、祖祖辈留下的旧物;哪些房屋是曾文正公所监造;哪些树木是某某先祖所手植;哪些池塘是高祖辈所开挖……。
纵然你与曾家非亲非故,如此娓娓数出的家珍,或许不能不让你动容。曾国藩位至公卿,颇重家声,引导其后人远离官场,投身学术,其家族谈不上显赫的财富积累。但留下的一砖一瓦所携带的那种历史感,至今仍然让人感叹不置。
其他家族或许稍逊名气,但存留的物质遗产未必少些。今天被商家辟为旅游点的“大院”之多,恐怕你一辈子也看不完。如果要挑出一个典型,你认为山西的“乔家大院”如何?
将目光移出个别大院,转向整个国家,看到的将是更恢宏无比的光景。每年潮水般涌来的旅游者,被带到故宫、各地的楼台亭阁、宫观寺院、故城古镇、先民故居、前代遗迹……。
对于已走过五大洲的观光客而言,这些东西可能并不特别令人震撼;但其数量之多、风格之特殊、逃过历代劫难之神奇,却不能不引人注目,让人对古代先民生出无限敬意。几千年来几乎兵燹不断,保存一点古物谈何容易。今天人们有幸能看到的,肯定不及列祖列宗手殖产业的百分之一!
至今都有人惊叹于秦始皇修了“万里长城”,那是一个仅有原始工具的时代啊。今日之中国人,既不是秦始皇的子民,也多半不是秦人的后代,那种维护秦始皇功业的决心实在奇怪。
无论秦始皇如何神武,他靠一代人绝对修不成万里长城,更修不成今天看到的那种长城(那是明长城);秦长城只不过是“赵长城”、“燕长城”等等的连接与改进而已。但凡超出一代之力的大工程,都有赖于历史的积累,没有这种积累,今天的人类文明肯定不超出印第安人的水平。
一个现代青年,可能依靠自主创业,从零开始迅速扩大自己的家业,根本不在意父辈、祖辈的遗泽。但若将这一思路用于国家建设,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旧中国固然落后,但并非一张白纸,可供人随心作画。大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发感慨:如果从这里能看到烟囱林立就好了!闻此言的政要立即布置拆城墙、毁民居,其结果如何,今天业已众所周知,只是不愿旧事重提罢了。
如果将先民的遗物一概视为敝屣,诺大一个中国确实无异于一张白纸;但怎么能保证随心所作的画一定美艳呢?至少,1958年所作的那些画,岂不多为败笔!
在人类经验中,最基本却最被忽略的一条就是:
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携带着不可毁弃的文明基因,应当在一定形式与规模上传承下去。
人类应当庆幸:英国革命者没有毁弃威斯敏斯特教堂;激进的法国革命者没有摧毁凡尔赛宫;更激进的俄国革命者没有推倒克里姆林宫……。而中国红卫兵却砸掉了无数的寺院堂观,荡平了孔府,毁掉了无数古人与近人坟墓,包括西湖畔的秋瑾烈士之墓,据说正是遵领袖之意……。这样能使我们的文明更傲然独立于世吗?
知识的积累
牛顿说过的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我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他所称的巨人大概至少包括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惠更斯,或许还包括他的老师巴罗。
牛顿的两大成就——经典力学与微积分,确实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两座大山;垒起了这两座大山的人不能不被许多人尊为神明。但如果没有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的无数人不断添泥加土,牛顿再神也不可能堆出如此大山来。科学史上的其他大人物,例如爱因斯坦,都逃不过这一逻辑。
迄今为止的科学史,几乎都是大人物科学成就的荟萃。或许,很难有另一种撰写法。但这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科学进步仅仅依赖于大人物的多级跳,在这些跳跃之间其他人都无所作为。人们可能忽略了,如果没有无数小人物或半大人物的不懈努力,没有微小进步的日积月累,就没有那些关键的跳跃。对于文化史的其他部门,例如技术、艺术、哲学等等,无疑都应作如是观。
汇涓涓细流而成江河,或许是知识积累过程的最恰当写照。
我们不清楚动物如何积累它们的知识;或者,动物能否积累知识都成问题。但肯定只有人类,才有积累知识的超强能力。人类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当然是积累知识的生理基础,但这或许只是一个较次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人类能够利用其文化传承能力,实现知识的世代积累;其中,尤其有赖于语言、文字、书籍等等记录知识的强大工具,恰恰这些为其他动物所无。一些未开化民族,仅仅依靠口耳相传或者结绳记事,也保留了大量知识;但较之于先进文明民族所具有的知识,毕竟只是泰山前的小丘而已。
制度的积累
就社会制度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中获得的标准结论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归宿于共产主义制度。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等,教科书也准备了类似的结论。这些东西,是今日之考生绝对需要牢牢记住的;否则,就无从正确答题了。
上面说到的五种社会制度,是否是世界各国的必经之路,今天并无共识,且不置论。无需解释的显然事实是,不同制度之间岂止差距巨大,甚至彼此对立;前后两种制度的更迭,有如跳崖,必定是文明史上最壮丽的景观,那是如何实现的呢?
如果完全遵循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那就是通过革命推翻腐朽的旧制度,建立先进的新制度。例如,十月革命推翻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历史只认得这样一条道路,那么社会制度的更替,乃由革命来实现,完全与积累无涉。积累总少不了新旧继承与平缓的渐进式发展,而这些都被传统理论所排斥。
不要指望从传统理论中挑出什么逻辑错误。在逻辑上,以革命实现制度更替的理论,不仅干脆利落,而且快意人心,尤其让那些急欲创建新世界的革命志士热血沸腾。可惜,理论上的逻辑管不了自行其是的现实。
十月革命所创建的苏维埃制度并不先进,它腐朽得很快,70年之后就寿终正寝了。取代它的究竟是什么制度,今天的俄罗斯人似乎不欲明言;在俄罗斯之外也莫衷一是。这样一来,风行百年的“五种制度递嬗说”,就出现了一个没人能够修复的口子。好在大家都是聪明人,干脆保持缄默。
如果我提出用“积累说”取而代之,或许有人会惊讶得合不上嘴。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无法积累啊。其实并非如此。
你且说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何人于何年发明或者建立的?我深信没有人能回答此问题。有人说资本主义始于英国,这一说法肯定不准确,但姑且认可。那么,资本主义是起于1215年的《大宪章》,还是起于1649年处死国王的革命,或者1688年的“光荣革命”?要么起于18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
实际上,资本主义根本就没有出生日与助产士,它只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缓慢演进的结果,先后发育于威尼斯、荷兰、英格兰等地的资本主义胚胎,都被欧洲社会接纳并培育起来,都为资本主义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正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源远流长,经历了世代积累,它才根基雄厚,不太可能毁于一旦。
社会主义的问题要复杂一些,首要的困难就是,对何谓社会主义没有共识。东方人当然只认可苏联牌号的社会主义,但那种社会主义名声不佳,传到金正恩之后更加声名狼藉,今天已风险万分,前景莫测。此外,今天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北欧及德国等地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如果认可社会主义应当带来效率与福祉,那么就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的以下元素:生产社会化、健全的福利制度、完全的人权保障。这些东西在今日欧洲已经深深扎根,而且它们至少经历了一百年的缓慢积累。例如,最负盛名的德国福利制度——即给予国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还在俾斯麦时代就起步了。可见,“社会主义有赖于积累”一说,并非初看起来那样不可想象。
恰恰是那些完全没有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否真为社会主义,倒是十分可疑。差可慰藉的是,上世纪末的一场伟大创新,似乎为这种社会主义找到了一种改版;由此而爆发的社会生产力促成了震惊世界的大国崛起。只是人们发现,这个“改版”并不完全排斥积累,而且其结果更不像什么社会主义,更像是某种“前资本主义”。
积累的哲学
认可积累在物质文化发展乃至制度进步中的基本作用,本质上进入了某种哲学观,它有别于一些流行的哲学。
积累哲学的核心观点,当然是认定任何发展在本质上是渐进的。财富的积累、知识的进步是渐进的,不可一蹴而就;社会文明的演化更是渐进的,你哪里见到突然冒出来什么无根之物?
热衷于革命之人当然不会满意于“渐进说”:难道革命就没有地位或者不重要吗?我无意排除革命的作用。在经济、科学、技术、艺术、思想、制度等等方面,革命时有发生,且常常作用显著。但任何革命都离不开基于积累的酝酿过程;而积累是常态的,而革命不过是间或有之。因此,文明进步的最基本的模式是积累,而革命未必不可缺少。
渐进的发展意味着排除断崖式的中断。这一点尤其触犯了激进革命者的信条。像“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彻底肃清资本主义的流毒”这样一些豪言壮语,至今仍在流行。在一些人看来,曾经活在传统中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其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因为他们曾经致力建树的一切,终不免在扫荡之列。或许,更大的问题是:一旦旧世界全部被“摧枯拉朽”了,凭什么来建造新世界?
既然积累是文明进步的最基本模式,那么保存文明成果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每个时代都有不可胜数的物质与精神产品,原封不动地保留所有这些产品,显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况且,不同产品的品质或价值不一,在考虑保存时不免有所选择。对于精神产品的评价尤其分歧巨大,人们不免执着于“精华”与“糟粕”之分。
人类最富有远见的一项工程,就是建于挪威北部北极圈内的所谓地球种子库,它保存了所有可能收集到的植物种子,不分产地、不论优劣。其主导思想是:每个物种都是进化的杰作,都是值得保存的无上珍品;而种子携带着物种的基因,这些基因可能有当下或将来的实际用处,更永远具有潜在的研究价值。
受此启发,人类不也需要一个文明种子库吗?所谓文明种子,就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以及制度文化。文明种子携带着文明基因,即构成文明价值的那些基本元素。文明基因对于文明的生长、发育与更新,具有基本的作用。从传统的眼光看来,文明基因的优劣之分似乎是首要的,文明种子库中岂容糟粕进入?但从历史与发展的眼光看来,盲目地排除“糟粕”,很可能导致重大损失。例如,印第安文明当然原始落后,但没有人能断言,其中某些元素不能在将来某一天被激活而为人类所用。今天被视为糟粕的东西,不妨存而不用,留于后世,至少不要全部殄灭。
既然积累是文明进步的主要模式,这种进步就经常实现于“润物细无声”中,以致难以察觉,也没有明显的推动者。由“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的市场发育,可以作为典型例子。鉴于此,文明的演化过程恰类似于生物的生长发育。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长成的,并非像黑格尔所主张的,是什么“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诚然,不乏“否定之否定”的事例,但那不是发展的主要形态,发展的更基本的形态是“生长发育”。
将积累置于首位的哲学,可能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后果:既然发展常常是不经意的自发生长,那么壮怀激烈的革命者与自命不凡的社会设计师,就都少有用武之地。不过这样一来,倒是真正应了大人物的名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只是,创造历史的人民,并非具有什么“革命觉悟”的“先进阶级”,不过是忙于生计的芸芸众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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