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扫地
现代中国有一批名流学者，例如冯友兰、潘光旦、沈从文等等，曾经受万众景仰，几乎获得神一般的形象。但他们都经历了自己命运中的过山车，成了斯文扫地的猥琐小人，被公众视为只配沦落最底层的劣等人类！同样是这些人，竟然会君子小人兼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难以想象。但在中国现代史上，这却是绝对的真实，无需任何夸张与渲染。催生了这种骇世奇观的，是一样东西，它就是在全世界都令人谈虎色变的政治运动。
名流剪影
我有时不免想：也不必太厚古薄今了，当今时代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必敬畏任何名流了，甚至不再有什么名流！在网络上，你不妨对任何可能被称为名流的人，劈头盖脸狠狠打一棍子！
如果倒回去100年甚至70年，那就不然了。那时，文化界的一些明星光芒闪耀，让你睁不开眼。下面略举数位，让你回眸一番那个已逝去的时代。
沈从文——1920年代就已出名的文学青年，在传说中他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事迹，竟是初次登上大学讲台时的尴尬：足足半个小时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固然不是亮点，倘若不是名人，谁会去在意这件事？至于他猛追世家小姐张兆和的故事，则百年之后还余香未散。但如果没有他那些颇受欢迎而广为流传的乡土小说，上面这类流风余韵就不再有意义了。至今都有人认为，沈从文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诺奖的文学家，恐怕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郭沫若——今天的网络上，如果还出现郭沫若的名字，多半不是夸耀的对象。但在百年之前，他可是真正的文坛才子，光彩照人。郭沫若遭今人嘲弄的文学形象，很可能源于他那些天马行空的新诗。但既然还有不少人唯恐被讥为不懂文学，到郭氏的大白话诗中去寻找深刻，那么已经是其文坛影响力的明证了。当然，如同沈从文一样，郭沫若的名流生涯也少不了风流韵事作为辅料，尽管那些故事让他的德行大大失分。在今人眼中，或许沈从文与郭沫若已经半斤八两；但在那个年代，红透中国的郭沫若，连眼角都不会扫沈从文一下！
史良——在她的年代，一个完美女性的形象就无需增加任何东西了，否则就不免光芒太盛伤人。试想，在史上闻名的“七君子事件”中，独独一个美艳女性鹤立其中，而且是以“法学名流”的身份，这种震撼效果谁人可比！在许多人眼中，史良或许太白璧无瑕了。仿佛是为了打破这种极端形象，她在“反右”时刻意留下一点疵瑕。那时她是有名的左派，却在章伯钧落难的前夜，在章府高谈阔论，若无其事；实际上，她第二天批判章伯钧的发言稿都写好了！
莫言——与前面几位大名人相比，莫言算是后生了，但其名望却不少分毫：你到哪里去找另一个获诺奖的中国作家？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对莫言获诺奖不以为然，或许认为他比其他作家运气更好罢了。但我却坚信：论作品特色、眼光独到、追求执着、人道情怀，那个大奖落于莫言而不是他人之手，应算皇天有眼！至于莫言的小说并非人们的至爱——坦率地说，我就不爱任何中国现代小说，包括莫言的在内——恐怕其他许多诺奖作者的作品也是如此。你特别喜欢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吗？我相信，瑞典文学院的那些老先生，永远也评选不出人人都爱的诺奖作品来！
斯文扫地
上述名流都在其身后留下某些负评，其形象之所以没有崩塌，多半是因为运气。每个人都不能保证，在非常情况下仍然能翩翩君子。如果你所喜爱的某个名流落难了，你该如何想象他在难中的形象呢？他会是镇定自若的翩翩君子，还是斯文扫地的猥琐小人呢？如果你只想看到人生百态，那么就真要庆幸中国现代史的丰富多彩了，在提供史上罕见的人物形象这一点上，没有更合适的历史环境了。然而，呈现这类历史画面之前，我不免踌躇再三，因为，书写“斯文扫地”这件事本身，就不免有辱斯文，奈何？
章伯钧在1957年落难之后，仍然派头不减。他曾经是部长兼名流，当了右派之后，短时间内还保持待遇。于是家宴不断，依然高朋满座。座中有一位特殊宾客，几乎如值班一样经常按时到达，竟坐终日。此人就是文人冯亦代。能进章府的人当然都有相当脸面，冯也不例外。只是大煞风景的是，后来披露出，冯是带着任务入席的：记下席间食客们的谈话，于晚间汇报给有关部门。这样一来，冯亦代就不能不背上了“奸细”的骂名，或许还不至于当着面说。那些骂冯亦代的人，不知是否想过：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领了那样的任务，敢不去完成吗？
下面是我亲眼所见的一幕。一次对一个刚刚分配来的右派开批斗会。会议进行还不到一刻钟，就开始演“全武行”：所有参加批判的教师一齐上阵，每人以随手捡起的东西作武器：竹棍、木板、扫把、拖把等等，狠命向右派打去，右派无处躲藏，只抱着头在地上打滚。教师们对这位新到的年轻人肯定不会有什么仇怨；此人也不可能有什么滔天罪行激起义愤，如果确有重罪岂不早坐牢去了。因此唯一的解释是，没有哪个教师敢不下重手，因为就要评下一轮右派了，这是他们表现立场坚定的唯一机会。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些抡起扫把打人的教师，心中是否还念着“斯文”二字。
在爱造神的中国，如果科学界也需要一尊神，那么在许多人眼中华罗庚就是合适的候选者之一。当时华推广“优选法”，搞成了一个运动，自己也红极一时。但即使是神也有落魄的时候，文革就正当时也。一次华罗庚访问武汉，那时是“7.20事件”之后的军政时期，军区司令委派一位李姓院士去接待。李院士满脸笑容地迎上前去，称“欢迎华先生”。据说，就这一句话，竟使华大生闷气，整整躺了三天！何故？称“先生”而不称“同志”，岂不是见外？在对政治高度敏感的文革时期，华罗庚岂能不计较！这可急坏了某司令，急令李院士去赔礼道歉，好歹平息了事态。
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否被认为斯文扫地，那就要看谈论时的气氛与心境了。如果立身于某个“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年代，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恐怕就不只觉得斯文扫地，而是恐怖异常了！
士不可辱？
天下人都知道，中国读书人的面子特要紧。倘你羞辱了某个读书人，那么此人在愤怒之际，最可能说出的一句话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当然他多半不会因此而寻短见，只是强调：你羞辱他就如同杀了他一般严重！不过，也确实有一些最有血性的读书人，因无法忍受侮辱而自杀了。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更爱惜脑袋。
有一点是肯定的：羞辱读书人非同小可！读书人与其他人还不是同一个人种，真的会如此特殊吗？就胆怯、不想惹事等等而言，读书人确实并不特殊。读书人的唯一长处就是多念了一点书，熟悉古今中外许多读书人为维护人格而宁愿牺牲的故事，在长期的熏染中，竟将那些勇敢读书人的刚烈之气部分地吸纳到自身了。不读书的人就少了这些，即使有几分蛮劲，也未必比读书人更有勇气。
历史上，有多少武人比文天祥更有气节？文天祥的《正气歌》无疑是文人表达宁死不屈精神的顶峰！
读书人爱惜名誉——有位现代政要讥为“爱惜羽毛”——这件事，被朝野都看在眼中，这产生两种后果：其一，适当地尊重读书人的人格，不去无端地羞辱、刺激读书人，以便减少对抗与悲剧。其二，发现读书人的这一软肋之后，如获至宝，恰恰用天下最羞辱人的办法来对付读书人，以彻底扫荡其锐气、毁灭其自尊心、摧折其自信！能够如此泰山压顶般对付普天之下的读书人，一般人哪敢？一定得是天下最具雄心、最自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当然只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那一位才行，他发明的扫荡读书人的方法，就是让天下读书人都谈虎色变的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灵吗？不要不假思索地搬出那句名言：一抓就灵！很多猛招确实如此，例如，最近发明的“清零”就是如此。但公平地说，“改造读书人”这件事还是稍有不同，那不是“一抓就灵”，而是“软刀子割肉，慢慢见效”。那些“上知文王周公，中知文天祥，下知谭嗣同”的读书人，真是“又臭又硬”，要让其服软，岂能在片刻之间？只能依靠时间这一最强大的腐蚀剂，慢慢腐蚀掉其尊严。
再有效的思想改造，也很少能使读书人“终于认识到……”；而多半是“终于不再有任何认识”，丧失最起码的思维能力，乃至心如死灰！既然人性终于沦为动物性，那么人也就接近于动物，更无尊严可言，就不再存在辱不辱的问题；于是，当初死认“士不可辱”的那只犟驴，就不会再坚持“士不可辱”这种迂腐之见了。
谈到民国读书人，总有人爱提到刘文典，真以为找到了一个“万世表率”，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典范！看看他那敢“踢蒋介石一脚”的犟劲，谁不认他是一条汉子！后来怎么啦？还不是照样改造好了，据说成了“写检查”的模范！刘文典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别说了。
但是，毕竟还有文天祥啊，岂不足以为民族争光！只是，忽必烈毕竟没有发明思想改造！文天祥倘经思想改造，将如何呢？
道德师爷
你看到的都是软骨头啊，如果是真正的硬汉，岂能这样？
听到这种倜傥之言，我仿佛真的遇到了一位意志如钢的人，腰板挺得笔直，真国之脊梁啊！不是经常有人叹息“脊梁都被打折”了吗？脊梁就在此！
如果这位“脊梁兄”只是临危不惧，宁折不弯；只是以个人的节操为民族争光，他人真无话可说，唯有敬佩而已。如果此人并无表现勇气的机会，只是自恃有训导他人的资格，那么，最好不去听他那些义正词严的说教。
数落他人，尤其是数落落难者，是我们的国粹之一，该珍藏在国宝馆中！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中外区别：我们将经历千辛万苦返国的战俘视为变节者，或投监狱，或当做贱民；美国人将返国的战俘视同英雄，典型例子就是二战中被俘、后来是东京受降仪式上的主要代表的美国中将温莱特；越战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后来成了参议员的麦凯恩。这种区别的渊源及其后果，则少有人关注。
此处所说的“数落受难者”，与“歧视战俘”，当然不是同样的问题，但不能不说有非常类似的文化基因。
数落一个落难者很容易啊！
顾准的妻子汪璧，在顾准两次被划为右派、下放河南劳改之后，独自抚养着5个孩子，饱尝艰辛之后，还是与顾准离婚了。或许该数落她：就不能挺下去，等待患难与共了一辈子的丈夫吗？
罗隆基与浦熙修都是大名人，在1957年之前的三年中，曾处于热恋中。双双成了右派之后，都不失被人数落之处：各自检讨自己的“错误”岂不就够了，怎么能将私生活中的蜜意柔情，都兜了出来？且不说于情义上说不过去，就是做人的古义也全没了！
冯友兰在很长时间内坐着中国头号哲学家的交椅，风光无限。但在1950年之后就每况愈下，后来就几乎沦落到近于贱民。但以其巨大的名气与积累了大半辈子的资望，其实日子过得还不算坏。或许该数落他：就不能静静地守着自己那点身份与家庭，等待天明；那时连普通人都能看出已近天明，一个明察天下大势的大哲学家难道还看不出来？怎么也不应到“梁效”——四人帮圈内——去凑热闹啊！
肯定没错，被数落的上述所有人都欠光彩，实际上都可以说是斯文扫地，但并不意味着就该被人数落。数落他人的人，当然占据着道德高地，有充当“道德师爷”的资格与优势，但不见得也具有道德的优势。在这一点上的道德优势，恰恰应表现于对落难者的充分理解与深刻同情，而不是对他们的苛责与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