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农民觉得“中央很好，村干部坏”

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村民在谈及中央政府时，都从心底觉得“党中央好，习近平好”，对中央的各种惠农政策非常认可，对党、对中央政府极其拥护。但是在提及身边的基层干部时，却总是不满意：
提到“低保”，部分拿了低保的村民会说“他们村干部拿低保拿腻歪了，拿剩下的，就给我们了！”没得到低保的村民会说“低保都给了村干部的亲戚，我们？想都不要想。”　但是事实上，据我在赣南几个村的调研，包括翻阅低保获评人的信息，以及拿低保名单上的名字向村民打听，获评人都是确实有生活困难的农户，“给村干部亲戚”这一现象我不敢保证绝对没有（不能保证村干部没有穷亲戚），但是低保确实给了最需要低保的困难群众。至于“村干部拿低保拿腻歪了再给我们”这一现象，倒是完全没有发现，毕竟大多数村干部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农村中都属于中上等，完全不必为了２００块一个月的低保去牺牲自己的名誉。
提到“土坯房改造”，有些得到政策扶助的村民说“其他地方都补三四万，我们每户才一万五！其他的钱？呵，不用说你也知道啊。”我后来去查了政府文件，原文是“新建房屋的：属于分散供养五保户、农村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重点优抚对象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对象，每户补助２万元；属于其他贫困户的对象，每户补助１．５万元。”也就是说，得到一万五补助的村民其实都得到了全款，并没有出现乡村干部插手截留补助资金的现象。其实当前国家大部分惠农政策，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补助的政策，都采用直接打到农户“一卡通”户头的方式，大大减少了基层干部“伸手”的现象，提高了资金效率。
从这两件事上来说，村民的确冤枉了村干部。
“中央”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都只是一个模糊遥远的存在，“村干部”才是真正为他们服务的对象，可为什么农民会形成这种“中央很好，村干部坏”的印象呢？这种“远亲近疏”的现象有何内在发生机制，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看得见的“缺点”与看不见的“付出”
越是亲近的人，他们的缺点暴露的越是彻底；越是长久接触，缺点的放大效应就越把优点渐渐遮蔽。
现实生活中，基层干部和农民正面接触多，都是身边触手可及的乡里乡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村干部的缺点较易被村民看到。而在执行一些涉农政策时，村干部又往往做不到既让上级满意，也让全村人都满意，甚至有时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以推动政策执行。这时候那些利益受损的村民便成为“村干部坏”言论的发起人。
“中央”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挨家挨户去跟农民接触，只制定、发布涉农政策，而且近年来的中央涉农政策都是惠农政策，新农村建设、振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精准扶贫以及社会保障政策，“中央”的的确确非常关心“三农”问题，非常牵挂广大农民群众，农民对中央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不管什么政策，真正执行起来还是要靠基层干部，需要他们一项一项政策去分析、研究，转化成可行方案之后操作化落地，需要他们进村入户去跑去落实。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干部其实是付出了许多精力和劳动的，比如我所看到的村干部们为了完成精准扶贫中的“建档立卡”，连续一个多礼拜熬夜到两三点才能回家。但是村干部们的这些付出往往是不明显的，村民们看不到他们的付出，甚至看到村干部骑着摩托车上户去落实政策，还以为“当村干部就是好，天天骑个车子溜溜达达！还有钱拿。”
在这种长时间接触、近距离相处的过程中，基层干部的缺点被放大，付出却被无视，久而久之，一些不切实际的负面舆论就产生了。
二、“好政策”不等于“好执行政策”
正如前文《社会政策的“统一性”和“特殊性”：精准扶贫政策中的“意外后果”》所说，上级制定的大部分涉农政策都是好政策，初衷都是为了农民好。但是“好政策”并不等于“好执行政策”。有些政策在执行中与村庄现实脱节，有些政策过于强调“统一性”而让基层干部在执行中失去了“灵活性”，有些政策要触及部分农民的利益。政策制定者无法构想出政策在实施时可能出现的全部问题，更不可能给出所有的问题解决方案，政策执行者却要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与村庄社会的碰撞、与村民的“较量”。
所以村干部说“做事越多，犯错越多，牵涉到的老表越多，就越容易有意见。”这是客观事实，修路架桥、修渠改圳，这些关涉农民切身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因为涉及占用耕地而让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的村民不满。精准扶贫政策中的“养懒汉”现象，导致了“僵化”指标与村庄道义间的冲突，也引起村民不满。
而这些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调解矛盾冲突、抚平村民情绪、配置利益格局的工作，都交给了村干部。但是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苛求村干部在执行每项政策的时候都能做到完美无缺，进而对村干部产生怨言，并通过村庄舆论将这些怨言散发出去。
“好政策”赢来的农民拥护和赞扬都给了政策制定部门，而“不好执行”的成本却由基层干部承担了。
三、不要忽视历史记忆的力量
客观的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执行“三提五统”、“计划生育”等政策，农村中出现的粗暴执法、干部贪腐等现象，导致的干群关系恶化，给农民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历史记忆。
许多农民在提及此一时期时，都愤愤不平：“那时候都不让老表活了。”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除了接受教育之外，更多的依赖自己的人生经验，过往的记忆对他们现时的生活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农民会自发地启动历史记忆，从而强化自己的行动倾向。
新世纪后，以税费改革为先声的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中国农村中的社会矛盾，也再次赢得了农民对国家的合法性认同。但是农民对基层干部在彼时的恶劣印象并未完全消除，甚至在一定的时机、一定的场合下会被再度激发，比如一农民因在耕地上违规建房，被政府拆除时怒吼“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土匪，跟早先那些贼古干部有什么区别啊你们？你们都是土匪，抢贼！”在这起事件中，农民表达不满时，启动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并试图用这种负面评价的类比来制止拆房行为。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村民们在面对一些在他们看来不合理的现象时，愿意将眼前的人与事类比到历史中的人、事，历史记忆使村民倾向于肯定自己的判断，而眼前的现象又更加强化了这一负面判断。
四、“选择性观察”的放大效应
基层干部队伍中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也有借干部身份大行贪腐之实的坏分子。
在反腐高压态势下，许多曾经隐匿在组织内的贪腐分子被挖出来，这其中就包括多地的“小官巨贪”，我所调研的乡镇就立案审查了一名在任村支书。
在得知该村支书被查之后，许多农民的回答竟然是“我早就知道！”“只是不抓，一抓一个准。”我们前面说到，“远亲近疏”、“政策执行”、“历史记忆”这些因素已然给农民造成了“村干部坏”的印象，这些违纪案件的曝光事实上让一些村民更加笃信他们心中认定的“村干部坏”这一判断。
而且在评价村干部这一群体时，他们容易在已有主观判断的前提下，用结论去裁剪现实，而非依据现实来得出结论，也即是“选择性观察”——只关注那些能佐证自己观点的现象，而有意无意忽视那些不利于佐证自己观点的现象。所以得知一些村干部因涉贪被查的消息，他们会口口相传，对这一个案津津乐道。而那些勤勤恳恳的干部，以及服务村庄事务的村干部，被村民有意无意中忽略。
结语
在讨论农民形成“中央很好，村干部坏”这一问题时，有一个大的背景，或曰结构性因素不能不谈，就是在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交往，事实上越来越少，干群关系渐渐疏远。
在既不需要收农业税，村庄又没有实质性权力来约束村民时，除非有关联到该农户的事宜确须上门沟通，村干部与普通村民的交集渐渐减少。互动减少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彼此不了解不熟知，这样的情况下，村民对一个人的评价就很容易受舆论左右，而非形成自己的独立客观判断。
需要说明的是，这与我上文所述的“现实生活中，基层干部和农民正面接触多，都是身边触手可及的乡里乡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村干部稍有些缺点，很容易就被村民看到”并不矛盾。
我所说的“互动交往”少是站在历史维度来谈的，在频数和覆盖面上，相较于以前，今天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的交集的确是少了；我所说的“正面接触多”是在处理村务时，村干部直面的就是本村村民，相较于上级政府，村干部跟村民的接触最多。
“中央很好，村干部坏”的现象必须要得到扭转，因为如果基层干部面对的是一群不信任乡村两级组织的村民，不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会遭到打击，政策执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