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室曹营

在中国古代，对于统治者的忠贞不二从来都是道德的首要规范，失节者可能背千古骂名。不过，失节的轻重依据情况还是有等次之分：最重者是守不住“汉贼不两立”，降“贼”者不仅背叛旧主，也是背叛教义，那是真正的“名教罪人”；其次者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两主之间游移不定，虽然大节有亏，但在品评时还是受到某种宽容；最轻者则是战乱年代的朝秦暮楚，那就几乎如同今天的跳槽，当事者与周边人都不介意了。这些区分，对于现代人是否也有所启示呢？或者说，古代的这类道德戒律，今天还有意义吗？

朝秦暮楚

在今天，“朝秦暮楚”已成为一个使用频度极大的词，其词义众所周知，无需解释。它所描摹的行为通常是负面的，但其被否定或者谴责的程度，则依时间、环境的差异而可能大不相同。大体上，道德上的负面程度与“换主”的难度成正比。难度甚大的“换主”乃常人所不欲，自然会受到更大的谴责，这种区分似乎合于常理。话虽说如此，但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实际的评价也会变化不定。下面的事例或许可做说明，它们依否定性从小到大排列。

职场上的一般性“跳槽”，今天已普遍到司空见惯的地步，无论当事人还是社会，都视为等闲，谈不上什么道德谴责。但如果利用跳槽违规转移利益，损害旧雇主，自然另当别论。

徐庶弃刘备而投曹操这件事，已经被说书人赋予了一层道义、感伤的色彩，没有人指其为朝秦暮楚。不妨指出其中对徐庶有利的几个因素：当时曹刘两家还维持着某种和平关系，并非敌国；徐庶在刘营为时甚短，尚无太深的关系；徐庶归曹的理由，能够被刘备接受；徐庶归曹后，终身未再投新主，并非吕布一类，等等。

姜维降蜀这件事，在那个战乱年代也不算大问题，但较之徐庶，于姜维不利的评价可能要多些，这关联到如下要素：当时曹刘两家已明显为敌国；姜维在旧营中已经效力多年，根基已深；归蜀之后，姜维最终又降了钟会，虽有不得已之处，但被解释为“假降”，则未必可信，有被刻意开脱之嫌。在三国年间，姜维多少还算一个英雄，颇令人喜爱，没有人愿意说他是朝秦暮楚。不过，其一生行状，就难说是无懈可击了。

吕布形象不佳，向来被指为朝秦暮楚的典型，我不知道，此中是否也有“成王败寇”的因素在内。但看来没有争议的是，下述要素都对吕布不利：吕布反复变换营垒，所投靠之人多为互相敌对；他在每个营垒中都滞留时间甚短，并未努力去确立某种忠诚关系。这样，无论事实上还是口碑上，他都不会被看成有所坚守之人，因此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烂人”，其最终败局，实在在所难免。

上述事例表明，即使“朝秦暮楚”这种较轻的罪名，也不是可以随便安放的。

身在曹营心在汉

“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天成了一个固定的成语。其所依据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成了一个标准的典故，并不是可以随便改换的。如果详述这一典故，也未免太费事了，只想略描数笔：如所熟知，刘关张桃园结义，在乱世起事，打下一块地盘。兵败于曹操后兄弟星散，刘备投了袁绍，关羽则投了曹操。身在曹营的关羽备受优待，但还是一心向往着志在匡扶汉室的刘备，于是成了史上忠贞不二的典范，被历代王朝推崇至极。关羽身后获得不可胜数的封号，其最终封号是“关圣帝君”，简直位居历代帝王之上了。

后世帝王们如此推崇一个前代军头，也不在乎他战败被杀，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关羽的真实评价如何崇高，只不过是要树立一个“道德标兵”，供本朝臣子效法而已。这种用心之明显，大概是古今共知、无需点破的。

至于对关羽其人的实际评价，则颇难定论，需依观察的时点、角度与环境而定。我倾向于给予积极的评价，倒不是跟在历代帝王后面推崇君臣大义，而是着眼于现代的契约观念。关羽所坚守的，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岂不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信守得最好的契约关系之一，尽管其表现形式有点原始粗陋，难以为现代人称道。对于一个契约观念淡薄的社会来说，适当弘扬一下“关羽精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几乎不必猜测，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愤然反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去宣扬这种封建糟粕！这种论调貌似高大上，恰恰不可取。首先，我根本不认为，今天的社会是什么远胜古代的道德乐园，实际上是道德高度退化的时代。其次，对于“封建”存在根本性的误解与误导。中国的封建时代有两大遗产，其中之一与“专制”联系在一起，自然应当否定；另一个遗产实际上源于贵族时代，其核心是对信义的忠诚，在现代语言下就是信守契约，这正是今天缺乏的珍贵传统。如果将“关羽精神”锁定在这一点上，不是很值得发扬吗？

如果仅仅在本义上理解“身在曹营心在汉”，可能的解读无非就是如此。不过，这个成语在使用过程中，会被赋予种种新的含义，其中之一就是“身怀二心”：既服务于曹，又留恋着汉！这当然是一种有疑问的心态，尤其不能被曹营所接受，也不符合今天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可取，它体现了一种“脚踏两只船”的游移心态；尽管看起来它依据很崇高的理由，实际上为投机性选择开了方便之门。

汉贼不两立

在三国时代，“汉贼不两立”的含义比较单纯：匡扶汉室与拥曹篡汉，是截然对立的两种选择，前者是正统的、合法的，而后者则是反叛的、非法的、是“贼”！不过，古今人士都愿意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汉贼不两立”这一短语，这就需要赋予它某种“广义”理解：“汉”代表某种正统、合法的事物（国家或政权），贼指反叛正统的非法政权或国家，两者不容混淆。

提出这种主张的，当然是“汉”而不是“贼”！“汉”自恃代表了光明、正义、真理，一定得到上帝的庇佑；“贼”则代表了黑暗、邪恶、谬误，与撒旦为盟。“正邪自古如冰炭”，中国人对于“正邪之分”从来都视为第一要务，这种绝不含糊迁就的取向，直透出一股凛然不可犯的浩然正气，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但真正贯彻“汉贼不两立”，会遇到两重困难。

其一，在具体情况下，你如何去判定何为正，何为邪？朝鲜半岛的两兄弟势不两立，究竟朝鲜为正，还是韩国为正？今天那些坚挺普京的人，其内心深处真正相信普京代表了正义吗？

其二，已经被判为“汉与贼”的双方，真的应当截然对立、毫不妥协吗？美国内战中的南方与北方，兵戎相见，血流成河；战后却握手言欢，不计前嫌。我们应该称道其和解的智慧，还是坚持那种“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的优良传统呢？

在历史过程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总会得到某种多少合理的解决，但其中体现几多智慧，就高下有别了。

华夷之辨

“汉贼”的划分，是中国传统中的最主要的两分法。还有另外一些两分法同样具有几乎绝对的意义，数千年来被信守不渝。其中包括：明君与昏君之分；忠臣与奸臣之分；清官与贪官之分；君子与小人之分……。以上都是囯族内部的划分。

另一个同样十分基本的两分法涉及中外，它就是华夷之辨。

我不禁十分钦佩发明了“夷”这个字的古代先人；当他们用这一个字来泛指华人之外的所有人时，不知其心中掠过一种什么感情？是傲踞所有人之上的自豪感，还是对“夷”们鄙夷不屑的痛快感？我更相信，先人们并不了解他们所藐视的外夷，不知道“夷”们的长短优劣、喜怒哀乐，所知道的或许仅仅是“他们是外人”而已。因此，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内涵的“外”，就成了夷人的唯一特征。在“夷人”之上倾注了多少厌恶、鄙弃与排斥，那么也就将这一切倾注到那个不可名状的“外”之上了！而这就有了延续千年的排外、仇外与弃外，不是因为外之恶，仅仅是因为隔离与陌生！

在一个主体民族之旁，或者在主体民族之中，散居着许多其他民族，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并非仅中国如此。我们的特殊之处在于：“华人”群体实在太大了，或者是我们自认为太大了，而相形之下的“外夷”太小，让人不能不小看。而且，“华夷”的上下之别与强弱之势，一旦形成，就可以凝固千年，难有更迭。这种印象沉淀在人们头脑中，怎能不出现分明的“华夷之辨”呢？

古希腊人曾经是欧洲的主体民族，其旁边站立着罗马人；一旦罗马人成了主体民族，一群“外夷”——高卢人、日耳曼人、诺曼人等等——就环伺四周了……。诸多民族的交替与融合，不断地变动着欧洲的民族版图，没有给那些指望永作宗主的民族留下时间。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相对开放、多元、包容、流动的西方文明；这个文明仅仅服膺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与之遥遥相对，则是奉行“华夷之辨”的中华文明，它封闭、专制、排外、凝固；它只信奉人间的上帝——一个同样俗体凡胎却自称天子的人。

中华文明在本质上是一元的、专制的，它深信一切都可以归化为那个神秘的、自在的“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哲学的精髓，就是坚信真理永远是唯一的，这个真理可以衍生出所有真理。先哲们永远高傲地凝视着一个二分的世界：秦楚之分、汉贼之分、正邪之分、华夷之分……。这个哲学是如此彻底与纯一，让我们的先人昂然自得，深信手中握有宇宙的真谛！

能选择吗？

如上面的分析指出的，我们的哲学具有囊括一切的强烈倾向；却忽略了一件最具普遍性的人类行为——选择。真的，你是否注意到，“选择”这一范畴是否进入中华文明的主要观念？如已看到的，尽管古人已注意到善与恶、秦与楚、汉与贼、正与邪、华与夷……，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如果不能独立地去实行选择，怎么能有效区分秦与楚、汉与贼呢？如果没有了作为主动行为的选择，你怎么能够知道，你所推崇的实际上是邪而非正呢？
我要毫不含糊地告诉你：

人应当具有的最重要的权利，就是选择的权利！

实际上，选择的重要性超乎秦与楚、汉与贼、正与邪、华与夷、汉室与曹营……；选择的权利也超乎自由、平等、正义……。

你在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之际，能否扪心自问：你曾经选择过什么吗？选择对于你，仅仅是纠结还是茫然？你从不觉得选择权利的缺乏吗？你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多不胜数的选择机会吗？

首先，你应当自信能够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学校、专业、职业、行业、兼职、创业、投资、休闲、离职、跳槽……，根本不在乎他人说你朝秦暮楚！当然，你得始终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尤其承担选择失误造成的任何后果，并不怨天尤人。

其次，你得自信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且基于这种判断去实现选择，不因选择的种种后果而懊悔。如果你选择了支持乌克兰，就绝不在乎有人说你在邪路上；如果你选择了相信市场的优势，就不在乎有人攻击你不维护国有化；如果你选择了对于文革的批判立场，就不在乎种种夸耀文革的耳边喧嚣；如果你选择了维护正义的道义责任，就不再轻信强权颠倒黑白的说辞……。

其实，你作选择的天地比初看起来要宽广得多。你不仅可以选择具体事项，而且也可以选择原则！我们一生面对的无数原则，从根本上说是人为的，并非某个上帝一次为人类设定好了，绝对不容更改。一个信仰伊斯兰的人，尚且可以选择改而信仰佛祖，还有什么原则是不能选择的呢？“自古正邪同冰炭”，没错，但你怎么知道，选择支持普京就一定是正途呢？选择的失误，首先不在其具体结果，而在原则的择定。如果你盲目地相信“大国崛起”、“举国体制”、“集中权力”、“绝对服从”这类高大上的原则，并以此来判定善恶、真伪、是非，那么，就不要指望具体选择的合理性与价值了。